上回说到可怜的斯塔索夫邀请鲍罗丁根据《伊戈尔远征记》的脚本谱写歌剧,足足二十年后才等来了另一位作曲家。这是怎么回事呢?
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Vladimir Stasov)于1824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吃穿不愁的上游社会家庭,父亲是个有名的建筑师,母亲不知道。他一开始学的法律,据说19岁就毕业了,之后鬼混了几年,也不知道在哪里干着什么。27岁的时候他到翡冷翠给一个新贵族当了三年秘书,估计这段时间里接触到的西方艺术对他后来的艺术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斯塔索夫回国后就一直在帝国图书馆工作,想必在那里阅读研究了不少艺术相关文献,这期间他慢慢成为了俄罗斯艺术评论界响当当的人物,后于1872年担任了帝国图书馆文科部(Department of Arts)主任直至去世。斯塔索夫据说在十九世晚期是俄国艺术评论界的巨擘,但是我一没有读过他的评论文章,二没有读过评论他的文章,所以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牛。维基上说他和他的好朋友列夫•托尔斯泰于1900年共同当选了俄罗斯科学院荣誉院士,那么至少应该是和托尔斯泰齐名的家伙。不过,为什么两个文学家能当选“科学”院的荣誉院士……?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转念一想,这其实也不算什么,还有诗人能当上中科院院长的国家呢,所以说我不能理解这一切,一定是因为我的大脑出现了逻辑黑洞吧。
作为一个真正见过西方那些好东西的东方人,斯塔索夫也许更加明白发展本民族艺术的必要性。这就好像只有邓和周这样真正去过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才会明白发展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一样。没错,后来作为艺术评论家的斯塔索夫极力主张的便是民族主义艺术,他在评论里总是鼓励艺术家发展出有俄罗斯特色的风格来,反对盲目学习和模仿西方艺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斯拉夫人得剑走偏锋,因为你学了人家的也是白学,学了半天学得再好人家还是祖宗。我不知道斯塔索夫的民族主义艺术观具体是怎么来的,不过看看他生活的年代——十九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大事件:意大利统一,德国统一,克里米亚战争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独立,甚至包括俄国废除农奴制等等,可以说世界历史发展到这一时期的主题便是后殖民时期的民族主义兴起和贵族阶级的没落,斯塔索夫的艺术观与世界历史发展同步也算是合情合理的。反过来,由于他的艺术观契合了俄罗斯内部正在崛起的民族思想,他在评论界的名声也得以迅速地上升,斯塔索夫慢慢成为足以左右俄罗斯艺术界发展方向的一根指挥棒。
就后世影响来看,斯塔索夫对俄罗斯近代美术和音乐领域都有着不小的贡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开始疯狂地支持一帮被皇家美术学院开除的无名画家。这些年轻人反对学院派的教条主义和古典主义,不喜欢再照本宣科地画什么神话、圣经故事,他们希望能自由地创作自己想到和看到的内容,比如俄罗斯的大好河山、斯拉夫农民的日常生活、想象中的历史场景什么的。斯塔索夫认为这很好嘛,符合民族主义情怀,一直在评论里声援和推广他们,客观上也促成了这些年轻画家后来的成功。1870年,在斯塔索夫的帮助下,一个叫做“巡回展览”(Peredvizhniki, or The Itinerants)的画派成立,成为了俄罗斯现实主义(Realism)绘画的里程碑。画派中有个叫伊利亚•列宾(Ilya Repin)的年轻人和斯塔索夫关系最近,上面那张斯塔索夫肖像画就是他的作品。然而列宾最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代表作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Barge Haulers on the Volga),印象中应该是收录在中学美术课本里了;这幅画又衍生出了一段小文章,收录在小学语文课本里;音乐课还学过一首《伏尔加船夫曲》,不确定是不是受了这幅画的启发而作。这伏尔加纤夫三件套着实给每一个中国少年的大脑里印上了一坨3D效果的大写文字——万恶的旧社会,比如我活到现在依然经常有一股放下一切奔向伏尔加河去和货船同归于尽的冲动。
除了在美术界推波助澜之外,斯塔索夫在音乐界慧眼识珠的功力可谓更胜一筹。不过首先,说到巡回展览、俄罗斯、音乐,可能许多人会像我一样想起一套叫做《展览会之画》(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的组曲。它的作者是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y),可能他的另一部代表作《荒山之夜》(Night on Bald Mountain)更出名一些,1940年被迪斯尼公司用在了《Fantasia》这部“音乐可视化”概念电影里,开始为世人所熟知。《展览会之画》创作于1874年,刚好是巡回展览画派创立伊始,会不会这里的展览会指的就是一场巡回展览画派的展览会呢?带着这个问题的我去查了一下音乐的创作背景:这是穆索尔斯基为他早逝的好友哈特曼(Viktor Hartmann)而写的一部纪念作品,哈特曼本人是个建筑设计师和画家,他死后人们为他举办了一次作品展览,而穆索尔斯基正是以好友的画作为灵感写下的这套音乐组曲。至于哈特曼,很遗憾他不是巡回展览画派的成员,所以这条线索到这里就断了,让我们还是回到斯塔索夫的世界里去。
1847年,酷爱民族音乐的斯塔索夫发表了评论“格林卡音乐中的民族元素”的专著,我们知道格林卡(Mikhail Glinka)是近代俄罗斯第一个可以被称为世界级大师的作曲家,他的作品中经常包含独特的有草原民族风格的配器方法和旋律,斯塔索夫则倾心于这些能代表斯拉夫民族独特性的音乐元素,在以后的评论里大力褒扬一切符合这一特色的作曲风格,同时也鼓励人们创作表现斯拉夫历史的戏剧作品。上面这位穆索尔斯基恰恰是斯塔索夫发现的第一个有此天赋和意愿的音乐家,他也是后来诸多被发掘的音乐人才中与斯塔索夫关系最近的一位。从1856年开始,斯塔索夫相继捧红了穆索尔斯基、巴拉基列夫(Mily Balakirev)、居伊(César Cui)、里姆斯基-科萨科夫(Nikolai Rimsky-Korsakov)、和鲍罗丁这五位新锐,他在后来一次五人作品演奏会后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的评论,称其为俄罗斯音乐家中的“强力集团”(The Mighty Handful)。有意思的是,强力集团的五人都并非传统意义上科班出身的作曲家,大家基本都是自学成才。在正式走上音乐道路之前,穆索尔斯基和巴拉基列夫都是卫队士兵,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服役于海军,居伊是军队防御工事的工程学讲师,而我们的主角鲍罗丁则是个热爱女权主义的化学家。只因为有着共同的创作民族主义音乐的理想,斯塔索夫便把这么一票门外汉正式带进圈子里,为他们提供与优秀音乐家的联系,为他们寻找可供创作的历史素材,为他们的作品提出修改意见,为他们的演出撰写评论,最后生生塑造出了五位优秀的具有俄罗斯浪漫主义风格的音乐家出来,每个人还都有响当当的代表作品传世,这种顶级的造星能力不能不让人佩服。
1869年,最后一个加入强力集团却是最年长的鲍罗丁厌倦了手头正在谱写的第二交响曲,他特别想试着写一部歌剧,但是之前看过的一些剧本都没能让他产生创作的冲动。手头积压着许多原始素材的斯塔索夫适时地向他推荐了《伊戈尔远征记》,甚至草拟了一齣三幕歌剧剧本寄给了鲍罗丁。后者拿过剧本当时就哭了,一是斯塔索夫太仗义了,二是这剧本不用都不行了,三是剧本内容太详细了简直没有自己修改的余地了。经过了几个月的素材整理,9月起,鲍罗丁终于开始谱写他人生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却不是唯一一部歌剧《伊戈尔王》。很快他就勾勒出了一些主要唱段的结构,其中就包括后来最受欢迎的《波洛维茨人之舞》。但是还没出当年,鲍罗丁就因为失去了灵感而放下了他的歌剧,他觉得整个故事缺乏戏剧效果,完全平铺直叙,没有起伏,而一部剧没有起伏是不对的。四年后,鲍罗丁决定继续在《伊戈尔王》上下下功夫,理由是强力集团里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穆索尔斯基的同类型史诗题材歌剧都获得了良好的风评,当时的潮流大概就是这样。到1876年为止,鲍罗丁写完了《伊戈尔王》的大部分唱段,尤其是最后一幕的合唱部分第一次在公众场合表演,这似乎证明他已经对作品的音乐部分比较满意了。
然而创作过程再次毫无征兆地这样停下来了,本来这时候的工作应该是做最后的舞台化,比如每段音乐的交响配器、每一幕的舞台表现、演员的表演指导等等,鲍罗丁或许是第一次写歌剧,本身又是半路出家,没有料到一部歌剧的创作周期这么漫长,后期工作这么庞杂,有些力不从心。已经等了七年的斯塔索夫也有些不耐烦了,他多次催促鲍罗丁未果,于是希望年轻气盛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能尽自己所能多少帮帮鲍罗丁。一个更年轻的作曲家去插手一个年长的作曲家的作品,跟他说“希望你能快点写完,不行的话我帮你写”,这本来就是一件极端令人尴尬的事情。在斯塔索夫强人所难的要求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本着“既要服从精神导师的安排去催促鲍罗丁,又要顾及圈内好友的面子”的原则,终于在1879年与鲍罗丁摊牌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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