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成为中国教区总代表的金尼阁却不得不离开中国回到欧洲找教皇述职。当时天主教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教事务是统一管理的。中国教区的教长龙华民(Nicolò Longobardo)希望金尼阁向教皇申请中国教区的自主管理权,这是金尼阁回到欧洲的首要任务。虽然龙华民有提升自己职权的嫌疑,但其实从天主教的传播过程来看,传教士们在中日两国的遭遇的确是截然相反的,分区管理势在必行。
日本在16世纪刚好处于战国时代,大名们相对开放,许多新事物新思想有很大的几率可以存活下来,无形中加速了时代的变革。一些大名为了表现自己的进取之心,甚至主动接受天主教,以拉拢革新派人士以及外国人一起对抗其他大名。而反观16世纪的中国,正是明朝的经济文化达到顶峰的时代,这同时也意味着相对弱势的外来思想和宗教难以渗透进中国主流社会。上回提到的早期耶稣会骨干方济·沙勿略去日本是因为有朋友专门请他过去传教,在到达鹿儿岛地区后迅速发展了几百名教徒,可谓一帆风顺,可是他之后却拼死也没能进入中国内部。官方不允许他入境,偷渡的时候又被黑心商人坑,最后病死在荒岛上,功亏一篑。利玛窦在《中国札记》里总结了他对当时中国文化的两条看法:第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同时,第二、中国人对外来文化不屑一顾。所以基本上沙勿略败给了没文化。
日本在16世纪刚好处于战国时代,大名们相对开放,许多新事物新思想有很大的几率可以存活下来,无形中加速了时代的变革。一些大名为了表现自己的进取之心,甚至主动接受天主教,以拉拢革新派人士以及外国人一起对抗其他大名。而反观16世纪的中国,正是明朝的经济文化达到顶峰的时代,这同时也意味着相对弱势的外来思想和宗教难以渗透进中国主流社会。上回提到的早期耶稣会骨干方济·沙勿略去日本是因为有朋友专门请他过去传教,在到达鹿儿岛地区后迅速发展了几百名教徒,可谓一帆风顺,可是他之后却拼死也没能进入中国内部。官方不允许他入境,偷渡的时候又被黑心商人坑,最后病死在荒岛上,功亏一篑。利玛窦在《中国札记》里总结了他对当时中国文化的两条看法:第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同时,第二、中国人对外来文化不屑一顾。所以基本上沙勿略败给了没文化。
龙华民在提出中国教区自主管理的时候利玛窦刚刚去世不久,虽然之前二人在一些细节上有分歧,但对于传教士在中国面临的文化压力问题上,继任者龙华民是同意利玛窦以上这两条意见的,所以他为了让中国教区顺利独立、扩大自己的影响,依然要求金尼阁向总部提出—--
一、中国文化过于强势,所以传教前需要先学习汉文化,至少要在尊重汉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尝试,比如应该允许中国教徒祭拜孔子、祖先等等;
二、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过于傲慢,尤其拒绝学习外语,所以传教的时候应该允许使用汉语进行圣事,并允许使用中文版圣经;
——这样两条违背龙华民内心真实想法的请求。从他后来的种种表现来看,龙华民本人并不赞成这样保守的传教方式,他其实是个妥妥的激进派,或者叫教条主义者,主张一切按照圣经的要求来,对中华文化并不十分尊重。但他知道如果按照利玛窦的说法来做的话教徒的确会发展得更快一些,教皇以此为依据同意教区独立的成功几率更大。我觉得他更像是个政客。
一、中国文化过于强势,所以传教前需要先学习汉文化,至少要在尊重汉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尝试,比如应该允许中国教徒祭拜孔子、祖先等等;
二、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过于傲慢,尤其拒绝学习外语,所以传教的时候应该允许使用汉语进行圣事,并允许使用中文版圣经;
——这样两条违背龙华民内心真实想法的请求。从他后来的种种表现来看,龙华民本人并不赞成这样保守的传教方式,他其实是个妥妥的激进派,或者叫教条主义者,主张一切按照圣经的要求来,对中华文化并不十分尊重。但他知道如果按照利玛窦的说法来做的话教徒的确会发展得更快一些,教皇以此为依据同意教区独立的成功几率更大。我觉得他更像是个政客。
1613年底,金尼阁回到欧洲后立即觐见教皇保罗五世,把这一堆利害关系给教皇分析了一通,表示“我们在中国玩的是天神级别AI加疯狂野蛮人,他们在日本玩的是Tutorial,中日教区一定要分家,我们不用汉语传教的话根本挺不过第一波”,正在玩文明系列的保罗五世听完立即全懂了,一拍座椅扶手说就这么干!教徒越多越好!语言就不是个事儿!金尼阁的第一项任务就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教区独立这件看上去势在必行的举措,却成了金尼阁日后人生悲剧的导火索,令人扼腕叹息。述职并不需要太多日子,在出版了译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之后,金尼阁要开始巡游欧洲各地的耶稣会进行筹款和招募工作了。从1614年开始的五年里,金尼阁遍历欧洲的耶稣会据点,也正是在此期间他遇到了鲁本斯。
金尼阁和鲁本斯究竟是如何相遇的,文献里并没有详细记载。金尼阁没有留下自己在欧洲的具体行程记录,而鲁本斯也没有特别在画作中记载这次会面,只有作画日期是精确的—--1617年1月17日。鲁本斯从1609年开始定居在抛手城安特卫普,很快凭借高超的绘画技巧在此慢慢建立起了非凡的名望,引领着欧洲早期巴洛克绘画的风潮。1616年当地耶稣会开始修建一座新的教堂,成功请到了鲁本斯为教堂设计祭坛画和天顶画,所以相信鲁本斯与安特卫普当地耶稣会的关系应该不错。而金尼阁在那一时期正好在全欧进行巡游中,据说他为了引起金主和同仁们的注意,提升他们投资、投身东方传教的热情,经常穿着一身儒服进行演讲,眼球捕获能力满点,很可能同时也捕获到了一些预料之外人士的眼球。比如,我们可以畅想一下—--
很有可能,金尼阁在1617年初来到老家附近的耶稣会主要据点安特卫普,抵达之后当然是要先到组织里报个到,而此时鲁本斯正带着助手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在客室里喝着普洱,与当地会长就新教堂内饰问题讨价还价中。鲁本斯看到一个穿着东方服饰的家伙走进来感到很新奇,画家之魂顿时骚动起来,与同时也骚动起来的范戴克的画家之魂产生了灵魂共鸣,二人心有灵犀,当即拦住金尼阁,希望能把他穿着的衣服扒……不是……画下来,作为画家工作室研究东方服饰的一手资料。
很有可能,金尼阁在1617年初来到老家附近的耶稣会主要据点安特卫普,抵达之后当然是要先到组织里报个到,而此时鲁本斯正带着助手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在客室里喝着普洱,与当地会长就新教堂内饰问题讨价还价中。鲁本斯看到一个穿着东方服饰的家伙走进来感到很新奇,画家之魂顿时骚动起来,与同时也骚动起来的范戴克的画家之魂产生了灵魂共鸣,二人心有灵犀,当即拦住金尼阁,希望能把他穿着的衣服扒……不是……画下来,作为画家工作室研究东方服饰的一手资料。
“其实长袍谁穿都可以”,鲁本斯喝了一口普洱,拿杯子的手因为激动而有些抖动,“也并不一定是阁下您,您知道……”,说着鲁本斯已经走近金尼阁的身旁了,开始用手揉搓金尼阁身上的儒服的袖口处,好像是在确认那是什么布料,“如果您急着赶去下一个地方筹款,不妨……”说着他冲范戴克努了努嘴。
“哦哦……”,范戴克心领神会,赶紧接过话茬来,一边搓着手道,“不妨把这件长袍留下来 ,我们从工作室找一个跟您身材一致的学徒穿起来就好,您知道……”
谁想不识趣的金尼阁昂首挺胸气宇轩昂地厉声喝止道:
“人在袍在,鲁大师不必多言,动笔吧!”说罢拗好了造型。
悻悻然的鲁大师和范老师心里虽然一万个不开心,但是手却不由自主地拿出随身携带的速写纸来……
“哦哦……”,范戴克心领神会,赶紧接过话茬来,一边搓着手道,“不妨把这件长袍留下来 ,我们从工作室找一个跟您身材一致的学徒穿起来就好,您知道……”
谁想不识趣的金尼阁昂首挺胸气宇轩昂地厉声喝止道:
“人在袍在,鲁大师不必多言,动笔吧!”说罢拗好了造型。
悻悻然的鲁大师和范老师心里虽然一万个不开心,但是手却不由自主地拿出随身携带的速写纸来……
当然了,实际情况基本不可能是这样的。但之前说了,文献里并没有记载鲁本斯和金尼阁的具体行程或是他们见面的细节,而我们知道的事情只有,鲁本斯当时正在为安特卫普的耶稣会完成一项工作,而金尼阁一定会路过安特卫普,这两件事情而已。除了安特卫普之外,另一个可能的会面地点是布鲁塞尔,当时鲁本斯也在为布鲁塞尔的耶稣会完成一项工作,是要画一幅有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和沙勿略的全身像,而沙勿略后期一直在东方传教,敬业的鲁本斯也很可能为了这幅画作主动要求见穿着中国长袍的金尼阁,了解一下东方的情况之类的。但其实还是在安特卫普见面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除了这幅速写之外,鲁本斯还要求他在安特卫普的工作室为金尼阁画了一张布面油画肖像,现藏于金尼阁的老家Douai的博物馆。这张彩色的肖像画就更能体现金尼阁的服饰细节了,假设他只有一套儒服的话。按照鲁本斯自己的注解,“画上的人穿着的深色衣服是特别用在西方传教士身上的,衣襟的蓝色是通用的,当地人并不只用一种颜色做衣服,除了黄色之外,他们可以用任何喜欢的颜色做成这种服饰”。看看,能写下这么详细的服饰介绍,却写不下人物介绍,什么金尼阁遇见鲁本斯啊,鲁本斯的眼睛里大约的确只看到了金尼阁的儒服而已罢。
(待续)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