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龙华民在嘉定会议上提出了反对利玛窦传教规矩的主张,从此在华传教士不再使用“上帝”来代表天主教的神,揭开了后来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的序幕,而为龙华民提供了学术依据的却恰恰是身为利玛窦派的金尼阁本人。金尼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时候来了解一下金尼阁的真实性格了。有意思的是,唯一对金先生的性情有直接评价的人,刚好就是这个龙华民,真是一对苦命的鸳鸯呢。
其实这件事情说来也并不奇怪,它同样得益于耶稣会的另一项传统—--人事档案。当年会长罗耀拉不知道借鉴了哪个机构的做法,要求各教区长对手下的所有传教士一一建档,并且详细记录他们的专长和性情,以便以后指派他们轮岗的时候有的放矢。同时他还创立了巡视制度,由总部向各个教区定期指派观察员,完成传达总部命令、检查和监督日常工作、评估档案可信度等重要任务。早在金尼阁返回罗马述职期间,他的档案就已经与其他在华传教士的档案一起,由他本人呈交到了总部。当时的中国教区长龙华民对金尼阁的专长的评价是“一名了不起的谈判大师,擅长与任何阶级的人打交道”,同时也是“一名擅于使用中文的作家”。这些对专长的评价都与后来金尼阁的种种成就契合,比如他从教皇处争取到了中国教区的自主管理权,在欧洲募得了大量传教资金和书籍,延揽了二十多名志在东方的新人,这些验证了他非凡的辩才;与王徵合作编写了《西儒耳目资》,翻译了一些中文经典(本系列并没有特别提及,其实金尼阁还曾经将中国五经翻译成拉丁文),这些则验证了他优秀的中文能力。龙华民对金尼阁的专长分析得这么到位,使得他对金尼阁性情的评价一下子就有了可信度。然而在性情的一栏,龙华民却不无忧虑地写下了“胆汁质”一词。
其实这件事情说来也并不奇怪,它同样得益于耶稣会的另一项传统—--人事档案。当年会长罗耀拉不知道借鉴了哪个机构的做法,要求各教区长对手下的所有传教士一一建档,并且详细记录他们的专长和性情,以便以后指派他们轮岗的时候有的放矢。同时他还创立了巡视制度,由总部向各个教区定期指派观察员,完成传达总部命令、检查和监督日常工作、评估档案可信度等重要任务。早在金尼阁返回罗马述职期间,他的档案就已经与其他在华传教士的档案一起,由他本人呈交到了总部。当时的中国教区长龙华民对金尼阁的专长的评价是“一名了不起的谈判大师,擅长与任何阶级的人打交道”,同时也是“一名擅于使用中文的作家”。这些对专长的评价都与后来金尼阁的种种成就契合,比如他从教皇处争取到了中国教区的自主管理权,在欧洲募得了大量传教资金和书籍,延揽了二十多名志在东方的新人,这些验证了他非凡的辩才;与王徵合作编写了《西儒耳目资》,翻译了一些中文经典(本系列并没有特别提及,其实金尼阁还曾经将中国五经翻译成拉丁文),这些则验证了他优秀的中文能力。龙华民对金尼阁的专长分析得这么到位,使得他对金尼阁性情的评价一下子就有了可信度。然而在性情的一栏,龙华民却不无忧虑地写下了“胆汁质”一词。
胆汁质(choleric temperament)这个词可以上溯到西方医学的祖师爷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四种体液学说,胆汁、多血、粘液、抑郁这四种气质的特点,想必经历过国内伪心理学大风大浪的人们都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然而这个东西虽然不科学,但是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用的,就像在现在这个人类并没有比以前更聪明的年代里,如果让一个笃信星座的人用星座名称对别人的性格作评价,而他写下了“金牛座”这三个字,那想必那个被评价的人具有好吃懒做拜金好色的特点(注意这个被评价的人不一定真的是金牛座),因为评价者心里已经产生了一种“星座名称-性格特点”的固有链接,完全可以熟练使用这个链接来指代一个人的性格。同样的,在龙华民生活的时代里,希腊古典时代的四种气质学说披上了晚期文艺复兴的面纱然后摇身一变继续在欧洲的三教九流中大行其道,所以当龙华民谈论“胆汁质”的时候龙华民在谈论什么呢?其实是在告诉人们金尼阁具有胆汁质所属的性格特点:“他时常会有激越和狂怒(vehement and furious)的情绪出现,而且容易口不择言,也喜欢插手别人的事情。”可见他似乎对金尼阁的未来有着隐隐的忧虑。“无论如何,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结语里这样写道。
从欧洲回到中国之后,金尼阁体内的黄胆汁让他不可能对龙华民搞出的大乱子无动于衷,特别是龙华民的做法让他有了一种被欺骗了的感觉。就是“当初说得好好的一切按照利玛窦的意思来,结果老子走了你把利玛窦全盘否定了,搞得传教形势十分紧张,我带来的人都没法进入中国内地,那我当初在欧洲拼死拼活的为哪般啊”这种感觉。但是在与龙华民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探讨过后,金尼阁的态度从一开始的找板儿砖,很快也转而开始重新审视这些问题了。首先,金尼阁自己的确对利玛窦的观点是盲从的。当初他追随利玛窦的脚步来到中国时,利玛窦刚刚去世,金尼阁很遗憾地没有能和自己的偶像见上一面。后来他一直笃信利玛窦的传教规则,回欧洲时还翻译了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一直走在偶像踏出来的轨迹上,缺乏自己的思考。其次,倘若真如龙华民所说——上帝并不能指代西方的神——的话,继续使用上帝一词的确也是不对的,反而应该用音译的陡斯来传教会更合适。只是自己在欧洲时已经在教皇面前夸下了海口,说了利玛窦规则一点问题都没有、上帝就是神之类的话。思来想去,本质上是个学者的金尼阁决定自己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突破口,“只要能证明上帝就是神,只能证明这件事情,唯有这件事情……!”金尼阁握了握拳,朝地上吐了口黄胆汁,决绝地离开了龙华民府邸。
从此,金尼阁一边继续传教,一边主持翻译他带回来的欧洲经典书籍,一边编纂《西儒耳目资》,一边秘密寻找上帝与神可以相互指代的证据。然而,令他遗憾的是,了解得越多,金尼阁越觉得中国的上帝与自己的神渐行渐远,而且中国上帝竟然慢慢展现出了一个和蔼的戴着冕旒的老爷爷的形象。他慢慢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如果当初他能先好好研究一下,而不是想当然地相信利玛窦,也就不至于无知地用错误地观点劝说教皇,也不至于引发后面这一系列的教内教外冲突了吧。耶稣会档案中有阳玛诺(Emmanuel Diaz)对这一时期的金尼阁的观察记录:1626年的时候,也就是金尼阁编写《西儒耳目资》的那一年,他“一直都不太健康,但依然强壮;情绪不稳定,易怒;适合差役、书写、咨询等工作;不适合派去新的教区执行传教任务”。可以看出,金尼阁的心理和生理状况已经不太稳定了,观察员对他也不像以前那样信任。也因此,金尼阁很快被从陕西三原县调回杭州这个耶稣会在中国内地的大本营,从此不再在一线传教。然而,就算是身边有许多教友随时监护,随着嘉定会议的召开,上帝和神并不能互相指代这一结论的确定,金尼阁的悲剧还是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628年11月14日凌晨4点,金尼阁向自己的上级神父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做了最后一次告解仪式,然后回到了房间。一直到早间弥撒的时候,人们都没有再看到金尼阁的身影。一个唱诗班少年被派去找他,发现金尼阁已经死在了房间里的十字架前。“神父金尼阁自缢了”,观察员André Palmeiro(以下称帕尔梅洛)向总部发回了这样一封密信。“隐匿真相”,总部做了这样一条批示。从此金尼阁被说成是急病致死,他的事迹在各种记录里被简化,他的作品的影响力被弱化,他留下来的几千部书的翻译工作被搁置,金尼阁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成为了消失的西儒。
三个问题。第一,金尼阁为什么要自杀?当帕尔梅洛用同样的问题询问郭居静的时候,最后与金尼阁有过深入交流的人回答说,很可能是“上帝”让他疯狂了。金尼阁后来慢慢发现的“上帝不能代替神”这一真相,推翻了他自己向教皇保证过的“上帝即是神”的承诺,使他认为这些年经历的混乱皆由他一人而起,并因此倍感痛苦。然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人们质疑金尼阁的自杀,是因为天主教教义是不允许自杀的,自杀的教徒无法得到救赎,死后要堕入地狱,具体门牌被但丁设置在了第七层第二环。没有人知道金尼阁决定自缢的理由是什么,我自己并非任何宗教的信徒,无法理解破戒需要怎样的契机和勇气,但我想他作为当时最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之一,会不会也多少受到了儒家的忠君思想的影响呢?如果金尼阁真的把这一时期的混乱都归罪于自己了的话,身为西“儒”的他产生“临事一死报君王”的念头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耶稣会为什么要掩盖金尼阁自缢的真相呢?事实上不需要总部指示,在中国的耶稣会成员们从事发当天,就采用了隐匿消息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件,最直接的原因当然还是上述天主教教义里对于自杀者的界定。而另一个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我在本系列第三回里稍微提到了一点金尼阁离开欧洲之后耶稣会的坎坷历程,当然是用那座被蒂利努斯诅咒了的小教堂充当了一下猎豹身上的一个小斑点。由精英阶层组成的耶稣会自创立开始便飞速发展,对新教势力是个极大的威胁,于是在天主教和新教互黑的十七世纪里,耶稣会作为天主教的一大生力军首当其冲,任何丑闻都有可能给教会带来灭顶之灾。而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原因—--自缢的是金尼阁,一个在马可波罗之后再次把中国带给西方的人,也是准备把新的西方带回到中国的人。他招募的传教士填补了后利玛窦时期的人才断档,使西学东渐进程不至于就此搁浅。而且,假使他的庞大的西方经典书籍翻译工程能够顺利进行,也许中国人能够更早地产生对西方文明的兴趣,甚至能避免后来与西方的种种冲突也说不定。如果让敌方知道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自缢的消息和原因,不知道天主教的地位会因此受到多大的冲击。所以综合以上三个原因,会内人士自然而然地都选择了隐匿真相。
三个问题。第一,金尼阁为什么要自杀?当帕尔梅洛用同样的问题询问郭居静的时候,最后与金尼阁有过深入交流的人回答说,很可能是“上帝”让他疯狂了。金尼阁后来慢慢发现的“上帝不能代替神”这一真相,推翻了他自己向教皇保证过的“上帝即是神”的承诺,使他认为这些年经历的混乱皆由他一人而起,并因此倍感痛苦。然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人们质疑金尼阁的自杀,是因为天主教教义是不允许自杀的,自杀的教徒无法得到救赎,死后要堕入地狱,具体门牌被但丁设置在了第七层第二环。没有人知道金尼阁决定自缢的理由是什么,我自己并非任何宗教的信徒,无法理解破戒需要怎样的契机和勇气,但我想他作为当时最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之一,会不会也多少受到了儒家的忠君思想的影响呢?如果金尼阁真的把这一时期的混乱都归罪于自己了的话,身为西“儒”的他产生“临事一死报君王”的念头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耶稣会为什么要掩盖金尼阁自缢的真相呢?事实上不需要总部指示,在中国的耶稣会成员们从事发当天,就采用了隐匿消息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件,最直接的原因当然还是上述天主教教义里对于自杀者的界定。而另一个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我在本系列第三回里稍微提到了一点金尼阁离开欧洲之后耶稣会的坎坷历程,当然是用那座被蒂利努斯诅咒了的小教堂充当了一下猎豹身上的一个小斑点。由精英阶层组成的耶稣会自创立开始便飞速发展,对新教势力是个极大的威胁,于是在天主教和新教互黑的十七世纪里,耶稣会作为天主教的一大生力军首当其冲,任何丑闻都有可能给教会带来灭顶之灾。而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原因—--自缢的是金尼阁,一个在马可波罗之后再次把中国带给西方的人,也是准备把新的西方带回到中国的人。他招募的传教士填补了后利玛窦时期的人才断档,使西学东渐进程不至于就此搁浅。而且,假使他的庞大的西方经典书籍翻译工程能够顺利进行,也许中国人能够更早地产生对西方文明的兴趣,甚至能避免后来与西方的种种冲突也说不定。如果让敌方知道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自缢的消息和原因,不知道天主教的地位会因此受到多大的冲击。所以综合以上三个原因,会内人士自然而然地都选择了隐匿真相。
最后一个问题,真相这么容易掩盖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真相即便能够被掩盖,金尼阁这样一位人物的结局却是不容易被掩盖的。学习和书写耶稣会在华传教史的人们不可能绕过金尼阁,到最后即便他们找不到金尼阁去世的真相,好事之人也往往会编造一个符合他们想法的真相来自圆其说。所以很快,金尼阁自缢的消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慢慢流回了欧洲。然而本可以借题发挥大书特书的宗教史学家们,无论自身立场如何,却都很有默契地选择了用主动忽略的方式来记载金尼阁的生平,除去翻译发表中国札记、巡游欧洲等一些不得不提及他的名字的事件之外,其余几乎一笔带过。一位叫António de Gouvea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耶稣会中国年鉴》中说,“关于金尼阁的文字记录明显要比其他人少很多,只记载了他的学术水平、他在欧洲的事情、他的种种美德,以及一次‘小意外造成的死亡’。……应该有更长的记录来匹配金尼阁这样的人的生平。”
人们找不到更多的资料,因为耶稣会销毁了许多相关档案。人们又不愿意去主动提及金尼阁自缢的消息,以通过他来诋毁天主教会,因为人们尊重他,是他让欧洲人再度燃起了对中国的热情。官方不希望人们知道,人们知道却又都心照不宣,金尼阁和他一生的事迹就维持着这样神奇的自相矛盾的状态一直流传了下来。可惜的是,金尼阁的死并不能改变中国礼仪之争的升级,而礼仪之争的升级又促成了后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所以这一对当代中国有着深远影响的政策,如果要追根寻源的话,便可以一直追溯到利玛窦决定使用上帝代表神,和金尼阁以此向教皇申请使用中文传教成功的这一时期。然而这又是一个大话题了,我只是觉得金尼阁对于自己犯下的罪孽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认识高度。无论如何,两年前,当我第一次看见鲁本斯画作上那位穿着中国长袍的西儒的时候,是怎么也不会想到,在那之后我会了解到一段与这幅充满违和感的画作一样的、矛盾的、纠结的人生。我真的认为金尼阁先生值得我用更多的篇幅去描写和刻画,然而我与当年尝试编写年鉴的Gouvea一样,“手上已经没有任何其它关于金尼阁的资料了”。
(完)
人们找不到更多的资料,因为耶稣会销毁了许多相关档案。人们又不愿意去主动提及金尼阁自缢的消息,以通过他来诋毁天主教会,因为人们尊重他,是他让欧洲人再度燃起了对中国的热情。官方不希望人们知道,人们知道却又都心照不宣,金尼阁和他一生的事迹就维持着这样神奇的自相矛盾的状态一直流传了下来。可惜的是,金尼阁的死并不能改变中国礼仪之争的升级,而礼仪之争的升级又促成了后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所以这一对当代中国有着深远影响的政策,如果要追根寻源的话,便可以一直追溯到利玛窦决定使用上帝代表神,和金尼阁以此向教皇申请使用中文传教成功的这一时期。然而这又是一个大话题了,我只是觉得金尼阁对于自己犯下的罪孽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认识高度。无论如何,两年前,当我第一次看见鲁本斯画作上那位穿着中国长袍的西儒的时候,是怎么也不会想到,在那之后我会了解到一段与这幅充满违和感的画作一样的、矛盾的、纠结的人生。我真的认为金尼阁先生值得我用更多的篇幅去描写和刻画,然而我与当年尝试编写年鉴的Gouvea一样,“手上已经没有任何其它关于金尼阁的资料了”。
(完)